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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朝知府送中央一“宝瓶”,没人敢接收,邓小平拍板:必须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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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央政府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元旦贺礼,一件产自清乾隆御窑的“宝瓶”,状似花瓶,长颈巨腹,价值不菲。

“宝瓶”装在一个金丝楠木制成的盒子,为了表示心意,送礼人还特意在上面刻上了“东方红”三个字。

而送礼的人身份也十分特殊,曾在晚清时期担任过知府,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汪云松。

再加上当时规定不允许给中央送礼,这份礼没人敢收下。

小平同志知道后却笑了笑说:“别的礼物不能收,但汪老送的这份礼物无论如何都得收下,不能辜负他的一番心意啊。”

有了邓小平的命令,接收“宝瓶”的工作很快便展开了,但众人心中却也有了疑问,汪云松与邓小平之间有何关系?邓小平为何会说出必须收下?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成功进入了重庆城区,地下党便组织了一些开明绅士纷纷前往迎接。

此时的汪云松在家中忧心忡忡,自己虽然也算得上是当地有名的“资本家”,却没干过什么坏事,为何自己没接到邀请呢?

几天后,正当汪云松在家中乘凉时,突然听到几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人在门外打听“汪云松先生的住所”。

国民党长期把持着重庆,并不遗余力地污蔑造谣共产党,什么共产党六亲不认不近人情,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没什么好果子吃。

即便汪云松见多识广,但长期被国民党洗脑,也不免有些担心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见有解放军上门,吓得汪云松赶紧躲到屋子里,让儿子前去应付。

“家父有事外出了,归期不定。”汪曰贤只能硬着头皮应付这些解放军。

“既然汪老先生不在家,那我们也不过多打扰了,过两天我们再来一趟,到时请汪老先生务必在家等着。”三位解放军说完就直接告辞离开了。

躲在屋内的汪云松疑虑重重,这三人态度和蔼,并不像是来抓人的,那他们来到底有何贵干?

无论解放军到底是什么目的,汪云松都决定过两天亲自招待他们。

过了一天,那三人果然再次登门,只不过这次竟然开了一辆军用的吉普车,看起来十分气派。

刚进门,他们就直接表明了来意说:“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我们来请您叙旧。”

听到这个名字汪云松十分诧异,这曾经是他的学生,但却有二三十年未曾相见,如今来找他到底是福是祸?

怀着忐忑的心情,汪云松坐上了门口那辆吉普车,朝着邓小平的住所驶去,一切不安都在见到邓小平那一刻戛然而止。

刚一见面,邓小平就十分亲热地拉住了汪云松的手,亲切的话起家长里短,如果当初没有老师的帮助,恐怕他不一定能如此顺利的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

汪云松1874年出生于重庆商贾之家,家中长辈原本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中财产,成为一名商人。

谁知,汪云松自小就天资聪颖,相比于生意经的精打细算,他反而更喜欢读书。

汪云松也实在争气,十多岁时就考选了贡生,之后又进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结识了不少的皇亲国戚,比如溥仪的哥哥溥雪斋就曾与汪云松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5年,汪云松来到江苏出任知县,勤政爱民,之后凭借出色的政绩与良好的口碑调任吉林,几次升迁至知府。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汪云松的官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他收拾好行囊带着家人回到了重庆。

但启程返乡时,汪云松却只带了一些收集的古书字画,以及一些吉林便宜特产。

清末是个什么现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汪云松清廉如此令人不敢置信,但好在他家境殷实,跟着父亲经商也能让一家人吃喝不愁。

但汪云松却十分关心当地民生,不但组织建立了医学堂,又组织成立了重庆供水公司,又筹资修了两条路,还联合多人创办了大中银行等等。

这些事让汪云松在当地拥有着极高的声望,出门尽管打听,本地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汪老板为大家做的那些好事。

于是,当重庆总商会选取会长时,大家都一致推选汪云松,之后更是推举他担任重庆参议会议长。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救国救难的方法:去往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与思想,然后报效祖国。

在四川,成都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第一批毕业生从成都出发,取道重庆,然后乘船东去,前往法国留学。

汪云松虽然做过清朝的官,但思想却并不腐朽,反而称得上十分开明,他赞成维新,思想也更倾向于革命。

在目睹过成都留法学生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登上前往欧洲的轮船后,身为读书人的他深受鼓舞与启发,也让他看到了救国的希望。

于是,身为重庆总商会的汪云松便积极奔走,联合众人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

学校从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等等全部事宜都由汪云松一手准备,大家也都一致推举他担任校长。

1919年夏天,15岁的邓小平乘着“五四”运动的风,也来到了重庆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渴望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

在开学典礼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校长,被他讲的话所感染,决心学成后一定回国。

在紧张学习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国家出一份力,于是他们从一开始的罢课罢市,到后来组织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呼吁同胞抵制日货、拒买日货、拒用日货、拒乘日轮、拒受日商雇佣,打击暗购、暗售日货的商人并焚烧其日货。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行为,汪云松十分支持,即使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11月,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000多元,低价购买了80多箱日货,并且还以重庆警察厅的名义公开拍卖。

学生们得知后,曾多次派人前去质问阻止,不但遭到了拒绝,甚至还被好生嘲讽。

邓小平与千余学生围着警察局一天一夜,终于逼得郑贤书当众将日货摧毁。

汪云松见此,觉得有这些充满朝气与理想的年轻人,中华民族何愁后继无人?

1920年7月19日,重庆首届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正式毕业,经过学校考试以及法国领事馆的面试和体检后,通过考验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留学。

当时,学生们氛围公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公费生则由学校提供300元的旅费,自费生则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再另外筹集200元,邓小平则属于自费生。

正当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时,汪云松突然找到邓小平,拿出了300元交给他说:“好好读书,以后一定要回国,这笔钱你拿着。”

这笔钱是汪云松私人出的,而他之所以会对邓小平如此优待,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威名传到了汪云松的耳朵中,此时的他年事已高,但得知学生有如此作为十分自豪,他曾对家中一个晚辈说:“希贤这孩子确实有本事,当初我就看上他两点,一是稳中灵活,不管干啥都有自己的主见,小小年纪十分难得;二是他对于国家有着一种正义感,这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我最喜欢的。”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汪云松将邓小平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目送他们前往法国,也祝愿他们学有所成早日归来。

这一别,邓小平与汪云松这对师生足足分别了29年,直到西南解放后二人才再次相见。

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名册(邓希贤的名字在名单右下角)

不喜排场,醉心公益

汪云松在当地人品与名声极佳,当地各界名流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就连国民政府都邀请他担任顾问。汪云松也借着这一职位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

四川军阀混战,受苦受累的却是百姓,尤其是那些开门做生意的小商贩,更是苦不堪言。

身为重庆总商会的会长,汪云松自觉在其位谋其职,多次冒着危险从各路军阀中尽力周旋,为百姓争取权益,降低他们的损失。

当时,各路军阀为了扩大势力,都拼命征兵扩军,后来甚至见到青壮年男子都强行掳回军队。

人多了,军阀们征收的军费也逐渐增多,最终受苦的依旧是百姓们。汪云松联合各界人士,积极组织游行,呼吁裁兵以减轻社会各方负担。

虽然此举并未抑制军阀们扩张的野心,却让汪云松获得了百姓们的肯定,毕竟在乱世之中能为百姓说话的人实在太少。

后来,汪云松又为了重庆大学的创办出钱出力,为了百姓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创办自来水公司。为了方便市民出行,修建了两条公路,并开了家公共汽车公司。之后还创办了孤儿院、平民教养工厂等等。

总之,汪云松从20年代起,便一直热心公益,为解决民生问题东奔西走。

汪云松虽然只重庆声名显赫,却不喜排场,更厌恶铺张浪费,往年他的生日都只是家人在一起吃个饭。

1944年,他70大寿时,有人觉得可以好好地办一办,毕竟这可是少有的喜事。

但汪云松却摆了摆手说:“如今国家连年战争,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理应一切从简,生日宴就免了吧,等国家太平了再好好庆祝一番。”

汪云松虽然不喜排场,也厌恶铺张浪费,但是在教育方面却十分大方。

“你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1950年,由于邓小平的提名,汪云松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宴席时,毛主席坐在第一桌,而汪云松则与邓小平陈毅等人坐在了第二桌。

期间,毛主席见到了汪云松,或许是对他的事迹有所了解,便开玩笑说:“汪老可是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啊!”

毛主席话中的副总理指的是邓小平与聂荣臻,但谁知,一旁的陈毅听后不乐意了:“还有我呢!”

汪云松醉心教育事业,接受过他帮助的学子不计其数,光是共产党中就有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朱德等。

就在邓小平去法国留学的前一年,汪云松偶然得知留法学生囊中羞涩,生活异常拮据,便为他们寄去了5万元。

这些学生中,就有在里昂中法大学就读的陈毅。

除了陈毅外,汪云松还帮助过不少的共产党人,比如聂荣臻、朱德。

当初,聂荣臻想要自费去法国留学,但法国领事馆见他们势单力薄,身上钱又不多,便果断拒绝了。

汪云松偶然得知后,利用自己的人脉,亲自为这些孩子们办妥了一切留学事宜。

1922年,身上只有一张外汇票的朱德想要前往欧洲,但那时各大银行全部下班了。

经人介绍后,朱德找到了汪云松,听说他要出国留学,汪云松二话不说就帮他把业务给办好了。

前排左四为汪云松

之后的几年中,汪云松一直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贡献,这些年来他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团结,以及对人民的关心。

恰巧马上就要到元旦了,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1957年,汪云松查出患了胃癌,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常常叮嘱后人说:“我这辈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我死后只希望你们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二则是把我生前收藏的所有古玩全部捐给国家。”

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他的后人将377件古玩字画全部捐给了国家,当中有不少价值不菲的文物,汪云松先生的爱国之心令人敬佩。